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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开篇即为乾、坤二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事物变化的基本要素，乾坤为阴阳的总根源和代表。《周易·系辞》又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意谓在阴阳的交互作用下，乾坤定位，万物化生，宇宙间变化万千错综复杂，都是基于乾坤开合，阴阳运化的结果。孔子在《系辞》中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宇宙万物的生化模式，与胚胎的细胞分裂过程十分相像，揭示了万物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化生过程十分相似。老子的一，相当于太极，二就是两仪（阴阳），三者，为阴阳之和。孔子和老子的宇宙生化模式是一致的，均认为太极生两仪（即一生二）是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即承认事物的矛盾性），只是表达的事物变化的角度不同而已。孔子强调的是八卦、六十四卦的形成，即万物的由简单到复杂的多层次变化过程；老子则强调了万物阴阳的相互作用，即阴阳相生、相和而不断化生万物的过程。
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发展根本原因，西方宗教提出上帝造物说。 《圣经·创世纪》第二、三节记载，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夏娃，让他们共同居住在伊甸园里，上帝创造的动物当中蛇引诱他们吃了禁果……在西方宗教看来，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因是造物主神的作用。《周易》中没有造物主的概念，“生生之谓易”，它直截了当的指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本性，所以为周易，即普遍变化的意思。《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事物变化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周敦颐《太极图说》）。乾坤、阴阳才是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因。《周易》以乾坤等阴阳的相互作用概括了世界上的一切矛盾对应范畴，揭示了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
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周易》对古代数学家的知识结构的影响。古代数学家大都学习或研究过《周易》，甚至精通《周易》，因此，《周易》是古代数学家的知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在研究数学时或多或少会受到《周易》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其二，易学对古代数学家研究方式的影响。《易传》在诠释《周易》时认为，《周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2]（《系辞下传》），而且是后来所有知识的总源头。与此相类似，古代数学家在研究数学时，首先要讨论“源”的问题，并且总是把《周易》看作是数学的源头，同时还试图从《周易》中引伸出数学问题进行研究。古代数学家的这一研究方式显然是受到《易传》的影响。
正是在《周易》的影响之下，中国古代数学家，或是把数学产生的源头归于《周易》，或是采用《周易》的概念以表达数学问题，或是对《周易》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和引伸，从而对古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证明了《周易》对于古代数学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数学自汉代《九章算术》形成体系，发展至宋元时期达到高峰，期间出现了不少重要的数学著作。汉唐时期有“算经十书”，除《九章算术》之外，还有《周髀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以及《数术记遗》；宋元时期有数学四大家，包括秦九韶撰《数书九章》，李冶撰《测圆海镜》，杨辉撰《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朱世杰撰《四元玉鉴》。宋元之后，明代有著名数学家程大位撰《算法统宗》，等等。虽然《周易》算不上是一部专门的数学著作，但是，它作为古代重要典籍，尤其是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于世，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自汉代《九章算术》至宋元时期以及明代的数学发展可以看出，那些流传久远的重要的数学著作中大都留存着《周易》影响的痕迹。
一、《周易》与数学的起源
标志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九章算术》，由246个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题及其解法所构成，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内容涉及初等数学中的算术、代数、几何等，包括分数概念及其运算、比例问题的计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运算、负数概念、正负数加减运算、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等。从逻辑的角度看，《九章算术》与《周易》之间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却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１〕(序) 也就是说，刘徽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显然。在刘徽看来，《九章算术》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一基础上，刘徽进一步认为，古代数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包牺氏画八卦。他在《九章算术注》的“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刘徽认为，数学是包牺氏为了“合六爻之变”而发明的，后来经由黄帝的进一步发展，以发挥《周易》“两仪四象”的功效。
数学的产生是否真的源于《周易》，伏羲是否“作九九之数”，这是需要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的问题。刘徽简单地断定伏羲作九九之数，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易传》中把远古时期的许多技术发明，包括鱼网、耒耜、市场、船、车、门、杵臼、弧矢、宫室、棺椁、结绳记事等11项，看作是当时圣人效法卦象而作；其中最早的是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２〕（《系辞下传》） 。由此可见，刘徽所谓伏羲作九九之数的观点很可能是受到《易传》的影响。
继刘徽之后，古代数学家大都认同数学源于《周易》的说法。宋朝时期著名数学家秦九韶的数学著作《数书九章》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组解法，提出了相当完备的“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３〕(上集“秦九韶”) 在论及数学的起源问题时，秦九韶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 〔４〕(序) 他认为，数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河图洛书”、“八卦九畴”，仍然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
元朝时期著名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和高阶等差级数等方面的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 萨顿（G. Sarton）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５〕 。该书的“前序”由他的好友莫若所作，其中说道：“数一而已。一者万物之所从始，故易一太极也。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生生不穷者，岂非自然而然之数耶？河图洛书泄其秘，《黄帝九章》著之书，其章有九，而其术则二百四十有六，始方田，终勾股，包括三才，旁通万有。” 〔６〕 同样认为数学最早源于“河图洛书”。
明朝末期的数学家程大位所撰的《算法统宗》是珠算著作，流传久远。该书的“首篇”有：总说、河图、洛书、伏羲则图作易图、洛书释数、九宫八卦图、洛书易换数、黄钟万事根本图。其中“总说”说：“数何肇？其肇自图、书乎！伏羲得之以画卦，大禹得之以序畴，列圣得之以开物成务。凡天官、地员、律历、兵赋以及纤悉杪忽，莫不有数，则莫不本于《易》、《范》。故今推明直指算法，辄揭河图、洛书于首，见数有原本云。” 〔７〕(首篇) 与以往的数学家一样，程大位也认为数学起源于“河图洛书”，伏羲画卦。他还在“书《直指算法统宗》后”说：“数居六艺之一，其来尚矣，盖自宓戏宰世，龙马负图，而数肇端。轩后纪历，隶首作算，而法始衍。故圣人继天立极，所以齐度量而立民信者，不外黄钟九寸之管。”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古代数学家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以及“河图洛书”，不仅仅是为了从数学发展史的角度确定数学的来源问题，更在于说明《周易》的原理与数学研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周易》原理与数学研究
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虽然指出《九章算术》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认为他的《九章算术注》运用了《周易》的原理，但是，无论是《九章算术》还是刘徽的《九章算术注》，我们都很难从中看出这两部数学经典与《周易》有任何直接的逻辑关系。然而，在刘徽之后的许多古代数学著作中，则不乏有数学与《周易》密切相关的事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中国古代数学自汉代《九章算术》形成体系，发展至宋元时期达到高峰，期间出现了不少重要的数学著作。汉唐时期有“算经十书”，除《九章算术》之外，还有《周髀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以及《数术记遗》；宋元时期有数学四大家，包括秦九韶撰《数书九章》，李冶撰《测圆海镜》，杨辉撰《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朱世杰撰《四元玉鉴》。宋元之后，明代有著名数学家程大位撰《算法统宗》，等等。虽然《周易》算不上是一部专门的数学著作，但是，它作为古代重要典籍，尤其是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于世，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自汉代《九章算术》至宋元时期以及明代的数学发展可以看出，那些流传久远的重要的数学著作中大都留存着《周易》影响的痕迹。1701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通过法国传教士鲍威特，知道了中国的《易经》并且从传教士手里得到了周易的两幅图。当时，这位数学家正在研究发明二进制，这二进制数学（0，1）是电子计算机算法语言的基础。 1703年，莱布尼兹在中国《易经》的启发下，写出了论文《谈二进制算术》发表在《皇家科学院论文集》上。这就是划时划时代的电子计算机问世的基础。
后来，这位德国数学家非常自豪地说，几千百万看书的奥秘被他揭示了，即易经里面包含着二制数学。为了这件事，这位德国的著名数学家曾经写信给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要求加入中国国籍。而且为了表达他对中国《易经》的敬仰，在法兰克福城创立了一个中国学院。
中国古代的历法，大致从西汉刘歆修订《三统历》开始形成体系，到唐代僧一行制定《大衍历》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元代郭守敬编制《授时历》达到中国古代历法发展的高峰。古代历法的发展，固然有多种原因；然而，研究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周易》的思想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历数与易数
刘歆的《三统历》是在汉初《太初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太初历》以29 日为一朔望月，以365 日为一回归年。刘歆《三统历》的主要内容则是运用“三统”概念解释历法[[1]](律历志第一上、下)。所谓“三统”，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就音律而言，黄钟律长九寸，为乾卦的初九，为天统；林钟律长六寸，为坤卦的初六，为地统；太簇律长八寸，象八卦，为人统。
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81，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即9×9＝81。月法：2392，“推大衍象，得月法”，即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推得“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这就是：{[(1＋2＋3＋4)×5－1]×2×3×4＋19＋1}×2＝2392。于是可以推出朔望月的日数：2392÷81＝29 。在《三统历》中，闰法：19，“合天地终数，得闰法”，即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终数为9，地终数为10，9＋10＝19。统法：1539，“以闰法乘日法，得统法”，即81×19＝1539。会数：47，“参天九，两地十，得会数”，即9×3＋10×2＝47。章月：235，“五位乘会数，得章月”，即47×5＝235。周天：562120，“以章月乘月法，得周天”，即2392×235＝562120。于是可以推出回归年的日数：562120÷1539＝365 。
按照以上的方法，还可以推出其它各种历法数据。
《三统历》的以上推断实际上是通过易数来解释历数。《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2]]（第1429-1430页），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而《三统历》用易数解释历数的做法也为后世所承袭。
东汉时期的刘洪创《乾象历》。该历法有许多进步之处，被称为“划时代的历法”[2]（第1437页）。然而，《晋书·律历中》称刘洪的《乾象历》“推而上则合于古，引而下则应于今。其为之也，依《易》立数，遁行相号，潜处相求”[[3]]（志第七律历中）。这里所谓的“依《易》立数”，实际上就是根据易数来确定历数。
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编《大明历》，也是古代重要的历法之一。该历法有三个“设法”，其中之一即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4]]（列传第三十三文学祖冲之传）。显然，也是用易数解释历数。
唐朝时期的僧一行编制的《大衍历》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历法”[[5]]（第332页）。《大衍历》中有《历议》十篇，其中《历本议》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6]]（志第十七上历三上）在一行看来，《周易》的“大衍之数”是历法的基础和出发点。
比如，《大衍历》最基本的数为“通法”：3040。《大衍历》说：“自五以降，为五行生数；自六以往，为五材成数……成数乘生数，其算六百，为天中之积。生数乘成数，其算亦六百，为地中之积。合千有二百。……天地中积，千有二百，揲之以四，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积三千；以五材乘八象，为二微之积四十。兼章微之积，则气朔之分母也。”[6]（志第十七上历三上）在这里“五行生数”，即1＋2＋3＋4＋5＝15；“五材成数”，即6＋7＋8＋9＋10＝40；“天中之积”，即15×40＝600；“地中之积”，即40×15＝600；“天地中积”，即600＋600=1200。然后，1200÷4×10＋8×5＝3040。在《大衍历》中，还有其它许多历法数据，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推得。
需要指出的是，不可把刘歆、僧一行用易数解释历数简单地理解为从易数中可以推导出历数。刘歆、僧一行把历数与易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在他们经过科学研究确定了历数的前提下做出的对历数的一种解释，并不是纯粹地从易数中推导出历数，尽管在叙述上似乎是如此。
在历法研究中，获得正确的历法数据主要是依赖于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虽然古代历法家大都精通《周易》，但是我们并无法确切地知道《周易》在他们获取历法数据过程中实际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这涉及历法家的思维和心理过程。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古代历法家用《周易》解释历法的基本数据，对于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或者是多此一举、可有可无。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在科学研究中理论解释的必要性。古代历法家并不满足于所获得的基本数据，而试图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这是历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必要的，不是可有可无。至于为什么用《周易》来解释，这是由当时历法研究的“范式”来决定的。在中国古代，科学，包括历法，是文化的一部分，包含在文化之中，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是儒学化的科学，[[7]]（第293-306页）因而也是以《周易》为基础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历法家大都要遵循《周易》，而不可与之相矛盾；尤为重要的是，用《周易》解释的历法才有可能得到推广和延续，相反，历法如果与《周易》相矛盾，则不会被认同，甚至会被抛弃；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古代历法家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用易数来解释历数，进而形成一种历法传统和研究“范式”。如果《周易》象数是古代历法研究的“范式”，那么，《周易》象数对于古代历法研究的积极意义，那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历法与“卦气说”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汉代的孟喜提出“卦气说”，将《周易》的六十四卦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相配合，[7]（第93页）。孟喜的“卦气说”所包括的“四正卦说”、“十二月卦说”实际上也成为后世不少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北魏时张龙祥等编制的《正光历》已经包含了孟喜的“卦气说”。其中有“推四正卦术”：“因冬至大小余，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离卦用事日；秋分，即兑卦用事日。”[[8]]（志第八律历上）并且还列出了各月份所对应的卦：十一月，未济、蹇、颐、中孚、复；十二月，屯、谦、睽、升、临；正月，小过、蒙、益、渐、泰；二月，需、随、晋、解、大壮；三月，豫、讼、蛊、革、夬；四月，旅、师、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始；六月，鼎、丰、涣、履、遯；七月，恒、节、同人、损、否；八月，巽、萃、大畜、贲、观；九月，归妹、无妄、明夷、困、剥；十月，艮、既济、噬嗑、大过、坤。
唐僧一行编制的《大衍历》则完整地把《周易》的六十四卦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相配合[6]（志第十八上历四上）（见下图），并且还明确指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6]（志第十七上历三上）
僧一行编制的《大衍历》把孟喜的“卦气说”纳入历法，对后世历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的《应天历》[[9]]（志第二十一律历一）、金代的《重修大明历》[[10]]（志第二历上）以及元初的《庚午元历》[[11]]（志第八历五）等都包含了这样的“卦气图”。
三、治历原则与《周易》的“治历明时”
刘歆的《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12]]（志第二律历志中）。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欣、李梵等综校其状”。其中有刘歆弟子贾徽之子贾逵坚决主张改进历法，并且还说：“《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言圣人必历象日月星辰，明数不可贯数千万岁，其间必改更，先距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12]（志第二律历中）用《周易》“革”卦的思想阐发改进历法的必要性。
西晋的杜预著《春秋长历》，其中进一步提出了治历的“通理”。杜预说道：“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历无不有先后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书》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3]（志第八律历下）在这里，杜预把《周易》“革”卦的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诠释为治历应当“顺天以求合”，而不是“为合以验天”，并且明确把这一原则视为治历原则，要求根据天体的运行变化制定历法，使历法符合天体运动，而不是为了让天象符合于历法。这一治历原则在中国古代历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撰《元嘉历》，对旧历作了多项的改进，是古代重要的历法之一。何承天在上表中说：“夫圆极常动，七曜运行，离合去来，虽有定势，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连日累岁，积微成著。是以《虞书》著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历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13]]（志第二历上）何承天的这一表述，实际上是继承了杜预把《周易》的“治历明时”诠释为“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的思想。
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把古代历法体系推向高峰”。[[14]]（第54页）《授时历》的治历原则也正是杜预提出的“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11]（志第五历二）。
明朝的邢云路对古代历法的发展历史做了详细的考察，撰《古今律历考》，其第一卷《周易考》专门讨论《周易》和历法的关系。开宗明义便是：“《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主张按照天象的变化变革历法。该书接着说：“水火相息为革，泽中有火，二性相息，势必变革。夫不有克，何以生？不有革，何以因？君子观革之象，知天地乃革之大者也，所以治历明时。……杜预云：治历者，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正谓是耳。”[[15]]（经一周易考）该书认为变革历法是《周易》“治历明时”的需要；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杜预根据《周易》的“治历明时”而提出的“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的治历原则。清代康熙年间编订的《历象考成》也十分强调要遵循杜预所说的“治历者，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并且明确指出：“顺天求合之道，治历者所当取之法也。”[[16]]（上篇卷一历元）
四、进一步讨论
笔者原以为仅从以上三点便可以证明《周易》对于古代历法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周易》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周易》对于古代历法的作用也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李申先生的《周易之河说解》[[17]]很早就进行过讨论。
李申先生认为，刘歆的《三统历》和僧一行的《大衍历》用易数解释历数是一种“附会”，“不过是在已经做成的历法上涂了一层油彩”。李申先生还列举了中国古代历法史上对于刘歆《三统历》和僧一行《大衍历》的批评，以证明他的观点，并且还得出结论：“假如我们把历法当作一本书，那么，《周易》仅仅被某些人(如刘歆，一行)用来做了这本书的封皮，……《周易》和其他科学部门的关系，差不多也是如此。”对于李申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李申先生应该明白刘歆《三统历》和僧一行《大衍历》中的历数实际上不是纯粹“附会”易数而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研究所得到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进一步用易数来解释历数呢？假如像李申先生所说的“附会”或“涂油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附会”，为什么要“涂油彩”呢？这本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李申先生认为，一行援引易数去说明历数，和他的神学思想是一致的。这显然是把用易数解释历数看作是与历法研究无关的事情。假如用易数解释历数确实与历法研究无关，那又怎么解释从西汉刘歆编制《三统历》到唐代僧一行编制《大衍历》的700多年间所形成的用易数解释历数的传统？笔者认为，这不是刘歆、僧一行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历法传统，一种历法研究的“范式”。
用易数解释历数，自西汉刘歆修订《三统历》开始，到唐代僧一行制定《大衍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历法的发展，这应当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是在随后却不断地受到批评。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历志》说：“自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事略见于《书》。而夏、商、周以三统改正朔，为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传。至汉造历，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其数起于黄钟之龠，盖其法一本于律矣。其后刘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盖傅会之说也。至唐一行始专用大衍之策，则历术又本于《易》矣。盖历起于数，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以之于律、于《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气，以知四时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运，以相参合而已。”[6]（志第十五历一）认为刘歆用易数解释历数是“傅会之说”，并且明确指出，制定历法最为重要的在于与四时寒暑、日月星之行运的“相参合”。邢云路在《古今律历考》中也说：“夫是《易》也，显道佑神，何物不有，历固在其中矣……至于气朔之分秒，升降，消长、一而不一，则在人随时测验，以更正之。正其数即神乎《易》也，汉史不知，遂以大衍之数，牵强凑合，以步气朔，而谓历数诸率皆出于此，则非矣。”[15]（经一周易考）认为用易数解释历数是“牵强凑合”。而且，从唐以后所制定的历法来看，也不再有用易数解释历数的内容。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应当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既要承认刘歆《三统历》和僧一行《大衍历》用易数解释历数对于当时历法发展所起过的重要作用，同时又要看到随着历法研究的发展，用易数解释历数越来越显示出其负面的作用。今天分析《周易》对于古代历法发展的作用，当然不可过于夸大，把刘歆、僧一行只是用易数解释历数，理解为从易数中推导出历数，并以此为据，进一步认为《周易》包罗万象，只要懂得《周易》就能从中推导出所有科学结论，解决一切科学问题。同时，也不可根据用易数解释历数的做法在唐以后受到批评，而否认作为科学家的刘歆、僧一行用易数解释历数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甚至把他们的这一做法与现代一些非科学家用易数牵强附会地解释科学相等同，进而否认《周易》对于古代历法发展的积极作用。
李申先生在《〈周易〉和天文学》中并没有把杜预提出“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的治历原则与《周易》的“治历明时”联系起来，也没有论及“卦气说”与古代历法的关系，而只是分析了用易数解释历数对于古代历法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个疏忽。而且，把《周易》对于古代历法乃至整个科学的作用，仅仅看作是书的封皮对于书的作用，这似有过于轻视之嫌。
分析《周易》对于古代历法发展的作用可以看出，《周易》所起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早期主要表现在用易数解释历数上，这种作用在唐以后逐渐消失；在唐以后，《周易》中与历法关系比较密切的“卦气说”仍然发挥着作用；而《周易》的“治历明时”思想对于历法研究则一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甚至也成为元代郭守敬编制《授时历》的治历原则。笔者以为，对于今天具有启发意义的是，随着历法的发展，《周易》所起的作用，逐渐从早期较多的直接的作用，转变为间接的作用；从操作性的技术作用，转变为观念上的指导作用。
《周易》与中医平衡论思想
恩格斯说：“平衡是和运动分不开的”，就是说有动必有静，所谓静，即指相对的静止，也就是相对的平衡。
《周易》在平衡观方面，已经初具平衡论思想的雏形，《周易》已对认识到有动必有静的动静平衡观，如《易·系辞》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的平衡观还反映在卦的结构上，如无论八卦，还是六十四卦对于阴、阳爻的数量，位置其分布都是平衡的。体现了平衡是动态的、相对的原理，亦即是在发展中、变化中的平衡，《周易》六十四卦朴素地反映了这一观点。平衡的目的在于维持相对的静止，亦即相对的稳态，平衡是对立统一的产物，没有对立统一便没有任何平衡。《周易》的平衡现是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的，是在阴阳、天地、水火、日月、刚柔对立统一的基础上产生的相对平衡。《周易》的平衡观还表现在制约关系上，就是说有制约才有平衡，亦即对立统一的双方，要在一定制约的基础上才能维持平衡。如既济卦的水火互制，泰、否卦的乾、坤交感，都是平衡制约的朴素萌芽。平衡是为了维持整体的统一性。
《易经》的“易”，其含义包括“变易”和“不易”，实际上也就是动和静的统一。有“变易”就必有“不易”，变易是绝对的，不易是相对的，有了“不易”，事物才可能有相对的静止，也才能保持平衡，所谓动中之静，动态的平衡。正所谓“易者，变易也，不易也，简易也”。上述皆体现了《周易》的平衡论思想，《周易》的平衡论思想，渗透于《内经》，促进了《内经》整体衡动观的发展。
《内经》整体衡动观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平衡论思想。是整体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内经》的平衡观十分丰富，包括自然界的平衡及人体内的平衡，以及体内外环境的平衡。
在自然界的平衡方面，运气学说的论述极为精辟，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说：“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即太过者抑之，不及者举之的意思，运气学说的平衡理论主要包括胜、复、郁、发规律。这是自然界的自稳调节机制，是维持气候六气之间相对平衡的保证。实质上是六气阴阳的平衡。此外，《素问·六微旨大论》曰：“亢则害，承乃制，制测生化”。《素问·五运行大论》曰：“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皆为制约，平衡理论的精辟论断。
人体内部脏气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平衡，是赖人体内部的自调机制实现的，有动必有静，大自然界具有充分自衡的能力，如生态的稳定自调，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人体的自衡、自稳能力也是惊人的。包括生理上的自我平衡及心理上的自衡。主要通过脏腑相关理论，脏象理论，气机升降出入，脏气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以及经络之间气血多少的调节来实现的，如以脏腑而言，其间的平衡协调、制约是通过十二藏之相使实现的。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曰：“十二藏之相使……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说明脏腑之间具有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自衡能力。
以经络而论，经络之间的制约关系以及气血的多少调节也是天赋的。如《素问·血气形志篇》曰：“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体现了经络之间的气血是自我协调的，表经多气少血，则里经多血少气；里经多气少血，则表经多血少气。经络之间诸经又主统于太阳。如：《素问·热论》说：“巨阳者，诸阳之属也……故为诸阳主气也”。说明太阳为六经的统领，掌握着六经的协调与平衡。
《内经》平衡理论的特点主要以阴阳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在生理方面，《内经》认为，维持阴阳的平衡是生命机能的重要环节，从而提出“阴平阳密，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在病理方面，提出“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内经）认为疾病的发生与脏腑阴阳的协调被破坏密切相关，在养生防病方面顺应阴阳的消长平衡。在诊断方面以审查阴阳的变化为主要诊查原则，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审其阴阳，以别柔刚”。在治疗方面又以恢复阴阳的平衡为宗旨，故《素问·全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目的在于纠正阴阳的偏盛偏衰而达到恢复阴阳协调的目的。
＜乾坤谱＞作者：团正，已将＜周易＞推向立体研究阶段．
在乾坤谱中，周易八卦的立体坐标分别是：
乾：ｘ＝１，ｙ＝１，ｚ＝１
巽：ｘ＝１，ｙ＝１，ｚ＝０
离：ｘ＝１，ｙ＝０，ｚ＝１
兑：ｘ＝０，ｙ＝１，ｚ＝１
震：ｘ＝０，ｙ＝０，ｚ＝１
坎：ｘ＝０，ｙ＝１，ｚ＝０
艮：ｘ＝１，ｙ＝０，ｚ＝０
坤：ｘ＝０，ｙ＝０，ｚ＝０
乾坤谱解释了周易中的数学原理，证明了周易中蕴涵了一定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内经》大大地发展了《周易》的平衡观，并突出地发挥和应用了阴阳平衡理论，充实了动静观思想，使中医的整体衡动观更富于生命力。周易是我国周朝的易经，是周文王囚里据伏羲先天八卦演绎而成后天八卦（即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的。实际上，自周朝以来，经历代圣贤先师的不断努力和完善，周朝的易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现代所称的周易泛指丰富和发展了的一整套易学理论，包括易理和象数两派的主要著作。 易经是我国群经之首，是一部用阴阳学说揭示和描述宇宙内在本源规律的书。民间称无字天书。 易经很古老，在文字未产生以前，我们的祖先对物质世界的感受发现，许多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如白天黑夜，男人女人，硬的软的等，为了描述这正反两个方面的事物，随手画了两个最简单的符；“—”“--”来表示之。开始这两个符号必定是随手画的，只是代表的意义而没有名称，是后来才称其为阳（—）和阴（——）的。关于这两个符号的产生，有的研究周易的书说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有的说是表示白天和黑夜的符号，其实它们并不具体那一事物，而是描述两类性质相反的事物或一类事物的性质相反的两个方面。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分为二就是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用我们祖先的话说就是事物的阴阳两面。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两面，都是由阴阳构成的。同时万事万物又都可以分为阴阳。 阴阳是我们祖先对物质世界的抽象的分类和描述，这样简单抽象的描述，随着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入，祖先们肯定感到很不够。通过进一步观察，按《易经》上讲，我们的祖先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发现了万物类象的规律，即万物按其类基本相象。有的阳的成分多一点，有的阴的成分多一点，有的外阳内阴，有的外阴内阳，于是把所有的事物（开始主要是物质）拿来分类，结果可分成八大类，万物都拿来分类了，没有不能纳入这八大类之中的，为了描述这八大类物质，于是用八个符号来代表之，这八个符号就是由阴阳组成的后来称之为 八卦的（略）这八个符号。这就是八卦的起源。至于有的研究易经的书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伏羲氏则之而画八卦，是不确切的，这造成了人们对八卦起源的神秘性，不利于科学的宣传周易，这八个符号是我们祖先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描述。是当时的文字，是文字的祖宗。
后来先人又发现，不但物质世界符合八卦的分类和规律，精神世界亦可以用八卦来描述。笔者在《清正气功》专著中提出，从大的范围来分，物质世界属阳的世界，精神世界属阴的世界。阴阳两世界均符合八卦所描述的分类和规律。易圣周文王据此进一步推演，将伏羲描述自然的物质世界的先天八卦推演成同时可以描述自然和社会的包括精神世界在内的后天八卦即文王八卦。 -
藏传佛教、喇嘛教都是印度佛教的分支。
佛教和印度教有区别
佛教和印度教，同属于古老的东方宗教，同源于印度，而佛教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教，乃印度的婆罗门教。佛陀在未出家以前，曾是婆罗门教的遵行者，有深入的学习和领会。然而佛陀并非毫无选择的全盘接受，而是以批评的态度，透过个人的修证体验，对于婆罗门教的主张，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例如：印度教说有“我”，佛教则说“无我”；印度教说“梵”为宇宙之体，佛教则说诸法因缘生灭的本体是空；印度教严格区分阶级制度，佛教则提倡一切众生平等；后期印度教的派别中出现以苦行或乐行的修持，佛教则主张“中道”为修行原则等。
尽管在学说上彼此各成体系，但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与印度教在印度本土相互消融，也丰富了印度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当古印度中的四姓阶级转信佛教，悟道证果，乃至在印度中期，印度教藉佛教壮大自宗，都显而易见佛教的出现为印度教的过去提供了深刻的反省，也为印度教的未来指出了宽阔的走向。
印度教的简介
西元前十六世纪，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开始了印度本土的古老文明。就像其他原始部落对自然山川的敬畏与崇拜，雅利安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也必须膜拜、礼赞、歌颂一切自然神只，且将赞歌编为圣典，相互传颂。到了后期，与人们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神只，受到最多的崇拜，雅利安人便由“多神信仰”逐渐转向“主神信仰”的模式。
为了与神沟通，祭祀便成为一件大事，司祭者拥有无上权威，能为自己祭祀、为他人祭祀及教授圣典。于是，在阶级制度严格划分的社会里，司祭者被尊为最高阶级的婆罗门，他们依着“祭祀万能”的神圣职权，开启了神权色彩浓厚的婆罗门思想。
婆罗门教主张：“梵”是宇宙现象的本体，人的生命现象为“我”，宇宙万物皆因“我”而生，故“梵、我”本来不二，凡人不解此理，只好轮回受苦，唯有体证梵我合一，才能得到解脱。此思想弥漫在当时的印度社会，直到西元前六世纪，出现了反婆罗门教的思想家，他们反对祭祀，主张透过禅定、苦行或享乐来完成解脱。鉴于当时修苦、修乐思想的充斥，佛陀提出了不偏于苦，不偏于乐的中道观，做为修行的根本原则。
阿育王及迦腻色迦王时期，佛教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婆罗门教便相形式微；公元四世纪时，婆罗门教受到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又进一步杂糅了佛教及其他学派的思想，于是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而以“新婆罗门教”自居，企图恢复旧有地位，这就是今日所说的“印度教”。在印度教的许多流派中，又以毗湿奴派、湿婆派及性力派为主。八世纪以后，印度教的主要思想家商羯罗，依据婆罗门教的根本教义，又吸取耆那教及佛教的优点，使印度教宗教实践的成份加大，原有繁琐的理论淡化，印度教遂一跃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直到伊斯兰教入侵印度以后，佛教遭受严重迫害，印度教却因为与伊斯兰教的思想有所交融，而在某些区域仍旧保持着很大的势力。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掀起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反对古印度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繁琐宗教仪式、寡妇殉葬等愚昧现象。但至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大多数人多信奉此教，其种族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多民间陋习仍然未能完全被革除。
佛教与印度教思想的差异
佛教与印度教同样都产生于以婆罗门阶级为中心的印度，因此，许多人误以为印度教就是佛教。事实上，印度教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夹带着浓厚的神权色彩；佛教却否认印度教原有的万能之说，主张四姓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以现实人生的考察，着重实际的修持与体证。于是，两教不同的诉求方式，形成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
信仰不同
印度教信奉吠陀思想，与婆罗门的无限权威——透过祭祀，使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人们崇尚自然、歌咏自然，尤其崇拜神格化的自然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人们之所以崇拜他们，是因为三大主神各司其职，共同主宰宇宙的一切，梵天创造宇宙，主宰人类的命运；毗湿奴维护宇宙间的和平，展现赏善罚恶的大无畏精神，故最得人们敬仰；湿婆神不但能毁坏宇宙，同时能降伏妖魔，繁衍(生殖)世间的活动。所以人们只能服从神的权力，崇拜主神赐给人们的生活，而严格遵循既有之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受限于神权宗教的思想底下。
佛教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神非主宰者、非创世者、非唯一者，神虽积集福德，有神通大势力，若无通达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仍为六道轮回转世的众生之一。佛是一位圆满觉悟者，不论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罗，只要依循戒、定、慧，次第进修，同样可以成就阿罗汉、菩萨或佛的果位。佛性即悟性，人人都具有觉悟缘起的性能，都有可能成佛，和印度教所谓的梵天创世神权之说是迥然相异的。
业报轮回思想
印度教以为，生死轮回的根源，来自于业。业，是行为善恶的造作，产生于人们无限的“爱欲”与无始以来的“无明”。于是“以无明为始，依欲而成意志，由意志而有业，由业而受果”的轮回圈子于焉形成。此外，印度教以为，“我”是生命轮回中的主角，人的身体因“我”而生，人的活动也由“我”而起，所以“我”是恒常存在的，现世人生的苦，由前世行为招感而来，今生行为的善恶，同样也会连带前世的业缘，影响到下一世的人生。由此可知，婆罗门教的轮回观和业力说是恒贯三世，建立在“实有”我思想上，与真我论相结合。
佛教否认“恒常有我”的理论，认为业力并非依附在固定的“我”上，而是一种生命继起的动力。也就是说，轮回中的“我”，是众缘和合而生，由外在具有形体的身躯，与受想行识等内在精神的作用组合而成，而且每一因缘又是其他众缘的和合所得，所以在缘起性空中不断地刹那转变、聚灭，无法令人随心所欲，故无永恒不变的“实我”存在。如同燃烧中的薪火，尽管一个个的火焰刹那窜起，又刹那熄灭，火的本身仍以一种焚烧的状态继续蔓延。而这个由众缘和合，假名为我的生命，也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承受自己过去的业报，流转于六道之中。所以佛教的轮回观，是在无限时空循环中的三世因果里，建立“自业自得”的业报思想。
修行解脱思想
就形式而言，佛教与印度教主张透过修证的方式，完成身心的苦恼束缚解脱；但在内容上，印度教主张“梵我一如”即是解脱。解脱的方法，除了要学习吠陀、祭祀、布施、苦行之外，更须舍弃名利、妻儿亲朋，出家修习瑜伽禅定，使心寂静；由此认识自我，才能得到“梵我一如”的正智，体悟“梵我一如”的真解脱境界。佛教的看法则不同，在修持实践上，强调自我觉照的工夫，认为解脱必须经由四圣谛的亲身体悟，在缘起思想的前导下，依八正道行持，证入“无我”自在的究竟空性中。
就持戒而言，印度教实行人生的四个行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与云游期；按照每个阶段规定的义务，致力履行祭祀、祈祷、持戒及禁欲等，以求解脱。佛教除了在家信徒之外，更有戒律严谨的僧团组织为圭臬。二者虽同样奉行“五戒”，但佛教着重生活的实践，令人容易遵行。
相较于印度教的苦行、祭拜的种种苛刻条件来说，佛教认为诸法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因此采取不偏于苦，不偏于乐的中道修持，与慈世济物的利他行。
佛教对印度教的影响
在婆罗门教的圣典中，记载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是由梵天的口生出，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分别由梵天的双臂、两腿及足下生出。种族之间不能通婚，而且只有前三种姓才有资格加入婆罗门教。这种在种姓制度下形成的种族歧视，直到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提出“四姓平等”的主张，才给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光明。
佛陀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并不赞成婆罗门教的种族制度。虽然他本身是刹帝利的王族，但他并不想用刹帝利的权威去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相反的，佛陀用慈悲平等的真理，毅然的向阶级森严的社会宣战。所以他在菩提树下成道时，宣说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平等主张，告知当时受到种族制度压迫的人民：命非天定，即使上天也没有办法使我们成为贩夫走卒，今天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些差异，都是由于自己往昔身口意的造作，没有谁能够主宰我们，能主宰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既然是由我们自己种种的造作，成为种种不同的遭遇，也就明白的告诉我们，宇宙万法没有所谓“固定的”、“不能改变的”，或是“永恒存在的”因素，一切事物皆在刹那刹那中变化。因此，其本质是“空性”的，不可能永远是同一种族，四姓人民皆是平等的。
所以，首陀罗不可能永远是首陀罗，婆罗门也不可能永远是婆罗门。例如：优婆离本是一个首陀罗族中的剃头匠，后来在佛陀的弟子中被尊为是十大弟子中的持戒第一。摩登伽女是首陀罗族中的一名贱民，她为了爱恋阿难的美貌，受佛陀的感化出家，而后证得阿罗汉。尼提原是首陀罗族中的一名粪夫，出家后精进，证得罗汉果。佛陀的十大弟子中分别是智慧第一和神通第一的舍利弗和目犍连，原是婆罗门教的领袖，因听闻佛陀所说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皈依佛陀的座下，并证得大阿罗汉的果位。
此外，印度教吸收了许多佛教的习惯和信仰，如果没有佛教，印度教永远不会有当前的状态，诚如圣雄甘地所说，佛教给予印度教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新的解释。譬如印度教过去认为杀羊宰马，甚至杀人做为祭神供养的牺牲品，自己便可以获得幸福，后来由于佛教业力思想的主张，使他们以不杀生为第一美德；又德拉维达地区的寺院组织和僧侣戒律以及在商羯罗的哲学中，和在纯宗教范围以外的印度逻辑学的发展中，也都同样可以发现到佛教对印度教的影响。
从以上的论说，我们不难发现：佛教的教义是超越其他宗教的。印度教传统以来的天神信仰，终究无法解决人类身心的苦恼束缚，获得究竟解脱，反而在恪守严格的种姓制度中，泯灭了众生既有的平等尊严。而佛教则着重开发自我内心的觉性，这个“觉性”穷究至极，即是佛性的完成。所以佛教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这种平等的对待，来自于佛陀觉悟到：宇宙万法都在缘起之中，彼此互为因缘，就像因陀罗网，一一网珠映现无量光彩，无量光彩又同时摄于一网珠中，彼此互相交摄，重重无尽。所以，没有一法能单独生起，法与法之间是同体而共生的。此缘起无自性的道理，与印度教“梵我”为永恒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了解缘起无我之理，则知万物一体，我即众生，众生即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人人若能彼此尊重、包容，便能进一步发展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乘菩萨思想，是为佛教真精神所在。
喇嘛教就是藏传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和密宗或金刚乘并非完全一样的名词：藏传佛教可以包括密宗及其他大乘佛教的分支，但密宗却是源自金刚乘的佛教分支。
藏传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自莲华生大师来到西藏，制服了外道（苯教），逐渐建立了藏传密教的基础。之后经过宁玛、噶举、噶当、萨迦、格鲁、觉囊等各派的传承，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特殊局面。
近现代，藏传佛教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
藏传佛教，苯教，喇嘛教
藏传佛教常被人以为是一种具神秘及原始民族色彩的宗教，一般人把它称为“密宗”或“喇嘛教”，这些称呼和藏传佛教的内涵有些许的不同。藏传佛教是佛教各宗派中的一部份。佛教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由本师释迦牟尼佛弘扬，传至今天，主要分为南传（即缅甸、泰国及斯里兰卡一带之佛教）、北传（中国、韩国、越南及日本等地盛行）及藏传（西藏、尼泊尔、不丹等地盛行）。佛法在传入各地以后，或多或少都因为风俗文化而演变成为具地方色彩之宗派，但其教义与本师所弘传的并无分别，只是在表达上及仪式上有所不同。
藏传佛教主要分为四大主流派别，分别为：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及噶举派。在中文中，这四主流派别因其服饰及建物之特色而常被称为“黄派”、“花派”、“红派”及“白派”。
一般称呼的“黑教”是藏族的苯教之俗称，是一种佛法未传入西藏以前的本土信仰，与“密宗”及佛法毫无关系。本教是一种祭祀大地山河的泛灵信仰，其中部分教士吸收了一些佛法名词及教义，在佛法传入西藏之后，苯术已不如佛教盛行。苯教在川北一带有不少的信徒及法师。
“喇嘛”一字解作“无上”，被用作任何一位法师之尊称，等同遇到德高望重的僧人时会尊称为“师父”一般。时至今天，我们把任何西藏僧人都称作“喇嘛”；乃至在印度，有些人把任何西藏人不论老少僧俗男女都称作“喇嘛”，甚至有人以“喇嘛”为姓氏的，这些都是后期之文义衍变，与原来意义定有所差异。“喇嘛”并非西藏法师的独有称号，西藏的人把汉地法师称作“汉喇嘛”(Gyalama)。而藏地习俗，对于普通僧人，称作“扎巴”。
藏传佛教包含了完整之小乘及大乘戒律及教义，故此也包含了密宗的教义在内，但并不是说藏传佛教就等于“密宗”。密法只是藏传佛教的一部份而已。一位西藏的僧人未必就一定学过密宗，所以把藏传佛教各派统称作“密宗”并不确切。 -
『释迦牟尼』（Sakyamuni）
释迦牟尼佛 [净饭王太子，名为悉达多，意为“一切义成就者”(旧译“义成”)，全名乔达摩·悉达多]
释迦牟尼佛以本誓愿于娑婆世界 五浊恶世示现成佛(详见八相成道)，是佛教开启者。
释迦牟尼的意思是“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因父为释迦族，成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也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
释迦牟尼佛（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大约与我国孔子同时代。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属刹帝利种姓。 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1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遂开启佛教，随即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年80在拘尸那迦城示现涅磐。
释迦牟尼佛心咒：达雅塔 嗡牟尼牟尼玛哈牟那耶梭哈 参阅《释迦牟尼佛修法仪轨》
道源法师开示
文章来源：净土专页《佛说阿弥陀经》讲录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本师者，根本教师。西方阿弥陀佛、东方阿閦鞞佛(不动如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释迦佛说出来的。设若释迦佛不说，我们连一尊佛，亦不会知道。因此，我们称念释迦佛名号时，特加“本师”二字，称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以表感念佛恩，特别尊重！我们对于本师的名义，尤应留心详记。
梵语“释迦牟尼”，华言能仁寂默。“能仁”者，能以仁慈一切众生，“寂默”者，不着相。“寂”是不着身相；所谓“不离菩提场，而至鹿野苑”。终日出入往返，着衣吃饭，及至赤足走遍全印度，悉皆寂无身相。“默”是不着语相；所谓“终日说法，无法可说”。乃至说法四十九年，不曾说出一字，是皆默无语相。兹再详解其义：能仁者，是大悲；寂默者，是大智。凡夫有悲无智，二乘有智无悲，菩萨虽具悲智，而未能究竟。佛是大乘极果圣人；大乘者，即是大白牛车(比喻)。这辆大白牛车，有两个轮子，一个是悲轮，一个是智轮。释迦佛驾着这辆大白牛车，悲智二轮，一齐双运，普载一切众生，由凡夫地越过化城，直抵宝所。唯佛一人，悲智双运，究竟圆满，故号为能仁寂默。一切万法，悉皆含摄于悲智二法之中，故称为万德洪名。又能仁是事，寂默是理，理事无碍故号能仁寂默。又能仁是相，寂默是性，性相圆融故号能仁寂默。又能仁是俗谛，寂默是真谛，真俗一如故号能仁寂默。广而言之，三藏十二部，一切功德莫不具足于释迦牟尼四个字中，故称为万德洪名。
宣化上人开示
「释迦」是佛的姓，「牟尼」是佛的名字。「释迦牟尼」是梵语，「释迦」翻译成中文就叫「能仁」。怎么叫能仁呢？就是能以仁来爱人，以仁爱这种的心来教化众生。「能仁」也就是慈悲，慈能予乐，悲能拔苦，能拔除众生的苦，而给众生快乐。悲能拔苦。悲有三种：
一、爱见悲。爱，就是这种情爱的爱；见，就是看见了的这个见；悲，就是悲愍。这是什么人所具有的？这是一般凡夫所具有的；也就是一种同情的心，又叫爱见同情。
怎么叫爱见悲呢？因为我们人类，和你近的，你就爱他，就怜愍他；和你远的，你就不爱他，不怜愍他。所谓亲，如果有什么困苦、艰难，你可以帮助他；你这个亲戚朋友和你最好的朋友，你都可以帮助他，看见他有痛苦，你会尽你的力量去帮助他，这都叫爱见悲。可是和你远的呢？没有什么相干的人呢，你就见到他受苦，你也不管他。为什么呢？你对他没有一种爱心。有这爱心，你才能有你这个悲。
还有，和你同类的，你就有这种爱见悲；不同类的呢，你就没有这种爱见悲了。好像对一切的畜生，牛呀、猪呀、鸡呀、鹅呀、鸭呀……，你不单对它没有一种爱见悲，而且还要吃它的肉！要把它的生命夺取了，来滋养你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没有这种爱见悲了。人哪，幸而还不吃自己；不吃自己，就吃羊呀，吃牛呀，吃鸡鸭鱼呀，还没有人吃人。没有说是，人看见一个人，把他捉住了，就把他杀了，吃他的肉，这还比豺狼虎豹好一点。可是这个虎豹，它也不吃它自己同类。我们虽然没有自己吃自己，没有吃人，但是对于众生、对于畜生，可就没有这种爱见悲了。
二、法缘悲。法是佛法的法，缘是十二因缘的缘，这是属于二乘的。二乘人，就不单有这个爱见悲，而且还有法缘悲。二乘人，他观一切的法都是从因缘生，但是「因缘无性，当体即空」，因缘它自己没有自性，所以当体即空，他就观这个法缘悲。所以他教化众生，而不着教化众生这个相，认为一切都是空的。这是二乘人有法缘悲。
三、同体悲。那么菩萨、佛的悲又不同了。菩萨和佛这种悲，就叫同体悲，同体大悲。诸佛菩萨和众生是一个的，因为佛的法身遍满一切处，佛的心性也是遍满一切处。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众生都在佛的心性里头包容着。我们是佛心里头的众生，佛是我们众生心里头的佛。因为我们这个心，和佛的心是一样的，是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的；佛的心是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的，我们这个心也是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的。所以佛和众生是同体的，没有分别，这叫同体大悲。
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能仁，就具足这三种的意思。要是往宽广了说，那是无量无边，这意思是很多很多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释迦」，是他的姓。
「牟尼」是佛的一个名字，这也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叫「寂默」。寂是寂然不动；默是口不言，不单口不言，心也不思，这种境界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佛虽然说法， 但说而未说；虽然未说，可是未说而说。那么「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叫寂默，寂然不动。虽然不动，但是感而遂通；虽然感而遂通，可是常常寂默。这是释迦牟尼一个特别的名字，只有这一位佛叫这个名字，其它的佛就都不叫这么一个名字。 所以 「释迦牟尼」这四个字是别名，「佛」是个通名，每一位佛都叫「佛」，这是一个通称。
佛陀出此浊世的因缘在《悲华经》、《大乘悲分陀利经》中有详细的记载 ，亦可参阅藏地大成就者麦彭仁波切著的《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
在明末,藕益大师为广弘《悲华经》，曾作偈云：“此经若能长久住世，五浊恶世不难度尽！”《悲华经》记载此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众生，刚强难化。释迦世尊大慈大悲大愿大行，为度脱五浊众生，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能忍，所修广大布施行，为三世诸佛中最为第一！娑婆国土每一寸尘土，无不是释迦牟尼佛苦行之处！以此善缘，令五浊众生，有机缘听闻到佛法。故而在《阿弥陀经》中记载“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说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希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经题‘悲华’，即‘慈悲的白莲华’之意，喻指释迦牟尼佛，以及如诸佛般发大菩提心，慈悲摄受众生的大行愿者。
在藏地大成就者麦彭仁波切依于《大悲白莲华经》所著的《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中，记述了释迦牟尼佛因地时，上以国王之躯、下凭畜生之身，为利益众生而发心、修持、牺牲等种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如果说当今大多数人，包括众多佛教徒，对释迦牟尼佛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他曾是印度王子、后出家求道并最终证悟成佛的层次上的话，这本广传则向世人全面、详细、系统地介绍世尊无数劫中六度万行之行迹，使大家对佛陀，多了一些感性认识与理性了解。
《妙法莲华经》中记载：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
释迦牟尼佛诞生于三千年前的古印度，佛陀降生前为一生补处菩萨，住兜率天内院，以因缘成熟，而降生于迦毗罗卫国，以国王净饭王为父。王后摩诃摩耶为母，经典记载佛陀化乘六牙白象，象口含白色莲花，从摩耶夫人的左肋入胎，住胎十月，根据当时的风俗，摩耶夫人回娘家分娩，途经兰毗尼园，于无忧树下诞下太子悉达多。据记载太子自摩耶夫人右肋而出，下地能走，周行7步，步步生莲，乃遍观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时有二条龙，一吐温水，一吐凉水，给他洗浴。此日即为浴佛日。
摩耶夫人在太子出生后七天去世，由姨母摩诃波闍波提夫人(即后来的大爱道比丘尼)养育成人。太子天资聪颖，从小通达五明、四吠陀(古印度传统思想)，并且相貌英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人能及。17岁时，娶表妹耶输陀罗为妃，生下儿子罗睺罗。虽然太子的贵族生活优裕而舒适的，但因观察到社会贫富悬殊，四姓阶级的不平等，又有众生之间的弱肉强食，尤其有感于生老病死的逼迫，人生的无常，于是生起出家求解脱的志愿与悲心。终于在十九岁那年的二月初八，夜出宫门，出家修道。
净饭王得知太子出家的消息，甚为悲伤，经派人劝说无效，便在亲族中选派了阿若憍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迦叶、摩诃男拘利等五人伴随他。出家后，太子先到跋伽仙人的苦行林，又来到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尔后又寻访隐栖于王舍城附近山林的数论派信奉者修习禅定。然而都未能真正得到解脱。于是他又来到伽阇山苦行林，在尼连禅河边静坐思维,实行苦行。经过6年，形体枯瘦，仍未见道。后来体会到真正的修行是离开苦乐二边的中道修行，于是舍弃无谓的苦行，走过尼连禅河，接受牧女乳糜之供，恢复了健康后。来到伽耶山菩提树下，以吉祥草敷设金刚座，东向端身正坐，发誓：“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他在树下静坐49天，克服了内外的种种“魔障”。彻见自己本来面目，止息一切妄想无明，终于在十二月初八日，夜睹明星，正观缘起法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世人尊称他为“佛陀”（意为觉者），圣号“释迦牟尼”，时年35岁。释迦牟尼成道时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指出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昔禅宗五祖为六祖讲《金刚经》，当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六祖顿悟，即而说道“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释迦牟尼佛成无上正等正觉后，为令众生入佛知见，以无量的善巧和方便开始了49年的说法(详见一乘三乘)。
在49年的弘化生涯中，最初佛陀直畅本怀，宣演《华严经》二十一日，后因观机逗教，又说《阿含经》十二年，《方等经》八年，《般若经》二十二年，《法华经》和《涅盘经》共八年，这是大会的宣讲，而对于个人特别的教化，不知说过无量数次。佛陀应才施教，点化迷萌，感化无量数人求皈受戒，改恶修善，得大解脱，乃至了悟无上菩提。 如佛陀在波罗奈斯城外的鹿野苑,向阿若憍陈如等五人,宣说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菩提分、五蕴、四禅等，五人听后当即皈依了佛陀，成为最初的佛弟子。这次说法，佛教称为初转法轮。与此同时，度拜火教外道优楼频罗迦叶三兄弟，以及令外道领袖舍利弗、目犍连皈信佛教。佛陀的弟子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等各国国王，及王妃韦提希夫人、末利夫人，也有低下阶层的莲花色、摩登伽等。佛陀度阿那律、难陀、阿难陀诸王子出家，也不舍弃理发匠优波离、挑粪匠尼提。总而言之，佛陀的弘化是以慈摄众，以法领众，以智教众，以法养众。
慈悲的佛陀对众生的爱护无微不至，所教化的对象，不分贵贱贫富、种族信仰一律平等，使得归依的弟子日渐增多，于是便有了僧伽(僧团)。一般认为，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次演教，阿若憍陈如等五人皈依佛教，便是佛教僧伽之始。在佛陀的弟子群中，有着种种贤圣不肖的分别。故而佛陀制定了戒律，并向大家说明持戒的意义与功德。
正是戒，维系了僧团的清净，个人遵照戒律而行，过着法制的生活，僧团就是自治民主的象征，佛陀又规定每半月布萨诵戒一次，集合说戒，使诸比丘都能在清净戒法中长养善心，长行梵行。
佛陀在度生的过程中，也受到外道迫害及各种的灾难。根据《佛说兴起行经》记载，佛陀历经孙陀利谤佛、战遮女系盆诬陷、奢弥跋谤佛，以及被木枪刺脚、被掷石出血、食马麦、受苦行、患头痛、患背痛、患骨节疼痛等十次灾难。其实佛陀的真身是法身，法身无有生灭，佛陀为了度众，才应现这些灾难，主要是为让众生明了业报不失，令生怖畏之心，不再留恋有为色身，而能断恶行善，获证永恒法身。
到了晚年佛陀仍然孜孜不倦，带着弟子四处行化传教，并开示弟子们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临入涅盘之际，仍然不舍任何众生，接受一位一百余岁的外道须跋陀罗，成为最后的弟子。佛陀的即将入灭，虽然令弟子们悲痛不已，但是诚如佛陀的教言所说：“要佛陀永久住于世间，这是违背法性的自然规则。佛陀是宇宙真理的示现者，不能违背法性。”佛陀开示弟子说：“如果你们不能依照我的教言而行，即使我活了千万年，于汝何用？如果你们能依教奉行，亦如我永久住世。你们要坚定信仰，皈依法，依法而行，不皈依其他；你们要精进修学圣道，解脱烦恼，住心不乱，这才是我真正的弟子。”佛陀明示弟子不要伤心，因为天地万物有生就会有死，合会必然有别离，这是无常真理的定律。 佛陀最后针对阿难所提出的四个关键问题，开示弟子们在佛入灭后要以戒为师、以四念处安住、以默摈置之调伏恶人、在一切经首安立“如是我闻”令人起信。并再次叮咛弟子，要常常思慕佛陀的生处、悟处、说法处、涅盘处。最要紧的是，要身常行慈、口常行慈、意常行慈。
佛陀入灭，遗体荼毗，留下舍利八斛四斗，被分成八份为摩羯陀王阿阇世、吠舍离的离车毗族、迦毗罗卫的释迦族、阿摩罗迦波的布利族、罗摩伽摩的俱利耶族、波伐的末罗族（南末罗国）、拘尸那迦的末罗族（北末罗国）和吠多底波的婆罗门分得，各建舍利塔供养。 后来，阿育王取出全部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分别盛入宝函，在世界各地建塔供养，其中有许多传入中国。在历史烟云的变幻中，绝大多数舍利被散失、湮没、不幸中的万幸，1987年在法门寺的地宫中发现了许多唐代古物，这颗世界上惟一的佛指舍利即在其中。出土时，佛指舍利用五重宝函包装着，高40.3毫米，重16.2克，其色略黄，稍有裂纹和斑点。据史料记载，唐时，该舍利“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痕，色白如雨稍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所记与实物吻合。
在佛经中有对十方佛刹的描述，与娑婆世界相比，十方佛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庄严，难道佛所成就的佛土有不净吗？
在《证契大乘经》：『尔时世尊现自佛土名无边阿僧祇功德宝盖不可思议庄严。其土广博。俱胝那由他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佛土。一一皆入无边阿僧祇功德宝盖不可思议庄严佛土王中。其佛土王。弥楼须弥摩诃弥楼及诸黑山。众流河海川阜堆险。土石凡砾粪污诸虫泥秽不净。地狱畜生阎魔鬼界。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与非人。及旧佛土庄严咸悉除去。地平如掌琉璃所成。』
《大般涅盘经》：『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三十二恒河沙等诸佛国土。彼有世界名曰无胜。彼土何故名曰无胜。其土所有严丽之事皆悉平等无有差别。犹如西方安乐世界。亦如东方满月世界。我于彼土出现于世。为化众生故。于此界阎浮提中现转法轮。非但我身独于此中现转法轮。一切诸佛亦于此中而转法轮。以是义故。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萨以誓愿故。当来之世令此世界清净庄严。以是义故。一切诸佛所有世界无不严净』
本师的佛土亦如十方诸佛般不可思议的庄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五浊恶世的世界呢？
《维摩诘所说经》中有详细解释：『尔时，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时，意岂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岂不净耶！而盲者不见。’对曰‘不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咎。’‘舍利弗！众生罪故，不见如来国土严净，非如来咎；舍利弗！我此土净，而汝不见。’尔时，螺髻梵王语舍利弗：‘勿作是念，谓此佛土以为不净，所以者何？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譬如自在天宫。’舍利弗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诸山，秽恶充满。’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舍利弗！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深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
于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一切大众叹未曾有！而皆自见坐宝莲华。佛告舍利弗：‘汝且观是佛土严净？’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国土严净悉现。’佛语舍利弗：‘我佛国土，常净若此，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众恶不净土耳！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如是舍利弗，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
我等众生，心垢深厚业垢深重，本性迷蒙以久，十方诸佛虽恒加持护念，但我等业重，无法与诸佛的净土相感应，更无法听闻佛法而行。如慈母唤子，痴子不闻。
释迦牟尼佛不忍我等长劫冥苦，发大誓愿秽土成佛，所以隐自净土而现秽土，慑受我等，以无量劫难行苦行，使我等有缘能以大罪业之身，得生有佛世界，遇佛闻法，种菩提因，行菩提行，从而踏上菩提正道，不退转路。非但释迦牟尼佛如此，贤劫千佛，一切诸佛，亦如此慈悲加护一切众生，以大誓愿慑受众生，令得解脱。
又〖觉林菩萨偈〗中说道
『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异相．大种无差别．
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
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
彼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示现一切色．各各不相知．
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画．诸法性如是．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丛生．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尽．
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
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综合起来，答案便是我们常在经典中看到的一句话：
『欲净其土 先净其心 随其心净 即佛土净』
如何净心，《大势至菩萨 圆通章》中有妙法门，都摄六根，即是大家熟知的念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即是涵盖了弥陀本愿海，十方诸佛，皆共护念，亦是万德洪名，度一切苦厄，能令众生入佛知见，乃至成佛。
佛是佛陀的简称，佛陀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或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修行到所有功德都圆满。本来佛有一万种名号，后来人们愚钝了，就慢慢简略为十种名号。
劫初诸说上，皆有万名，众生渐钝，则减为千名（如帝释之千名），众生弥昧，则减为百名，众生更愚，则减为今之而十名。释迦牟尼佛或诸佛通号之十大名号。又称如来十号、十种通号。 [出佛说十号经]祖师所述经教。皆依此义而释。此十号义。若总略释之：
(一) 如来（梵tatha^gata ），音译多陀阿伽陀，则无虚妄。名如来。谓乘如实之道而来，而成正觉之意。
如来之义有三。谓法身报身应身也。
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此法身如来也。
转法轮论云。第一义谛名如。正觉名来。此报身如来也。
成实论云。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此应身如来也。
(二) 应供（梵arhat ），音译阿罗诃，良福田。名应供。意指应受人天之供养。
应供谓万行圆成。福慧具足应受天上人间供养。饶益有情。故号应供。
(三) 正遍知（梵samyak -sam!buddha ），音译三藐三佛陀，知法界名正遍知。能正遍了知一切之法。
正遍知(亦名正等觉。)谓具一切智。于一切法无不了知。故号正遍知。以一切法平等。开觉一切众生成无上觉。故号正等觉。
(四)明行足（梵vidya^ -caran!a-sam!panna ），具三明。名明行足。即天眼、宿命、漏尽三明及身口之行业悉圆满具足。
明行足。明即三明也(三明者。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也)。
行足者。谓身口意业。正真清净。于自愿力一切之行。善修满足。故号明行足。
(五)善逝（梵sugata ），不还来。名善逝。乃以一切智为大车，行八正道而入涅盘。
善逝者。即妙往之义也。谓以无量智慧。能断诸惑。妙出世间。能趣佛果。故号善逝。
(六)世间解（梵loka -vid ），知众生国土。名世间解。了知众生、非众生两种世间，故知世间灭及出世间之道。
无上士（梵anuttara ），无与等。名无上士。如诸法中，涅盘无上；在一切众生中，佛亦无上。（今此经中合世间解无上士以为一号。虽开合不同。其义则一。故两存之。）
世间解者。谓世间出世间因果诸法。无不解了也。
无上士者。谓业惑净尽。更无所断。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第一最上无等。故号世间解无上士。
(七)调御丈夫（梵purus!a -damya-sa^rathi ），调他心。名调御丈夫。佛大慈大智，时或软美语，时或悲切语、杂语等，以种种方便调御修行者（丈夫），使往涅盘。
调御丈夫谓具大丈夫力用。而说种种诸法。调伏制御一切众生。令离垢染。得大涅盘。故号调御丈夫。(梵语涅盘。华言严灭度。)
(八)天人师（梵s/a^sta^ deva-manus!ya^n!a^m! ），为众生眼。名天人师。示导众生何者应作何者不应作、是善是不善，令彼等解脱烦恼。
天人师谓非独与四众为师。所有天上人间魔王外道释梵天龙。悉皆归命。依教奉行。俱作弟子。故号天人师。(四众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
(九) 佛（梵buddha ），知三聚。名佛。(三聚者。正定聚。邪定聚。不定聚也)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知见三世一切诸法。佛梵语具云佛陀。华言觉。谓智慧具足。三觉圆满。故号为佛。(三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
(十) 世尊（梵bhagavat ），具玆十德。名世间尊。即具备众德而为世人所尊重恭敬。世尊谓以智慧等法。破彼贪嗔痴等不善之法。灭生死苦。得无上觉。天人凡圣。世间出世间。咸皆尊重。故号世尊。
此外，诸经论中亦有仅列举十号者，即将世间解、无上士合为一号，或将佛、世尊合为一号，或将无上士、调御丈夫合为一号等诸说。
佛陀的果位是菩萨道的究竟位，所以也可将佛陀称为究竟菩萨；佛陀的果位也是解脱道的究竟位，故又可将佛陀称为究竟阿罗汉。
佛陀弟子众多，声闻弟子中著名者有十人。
大迦叶
大迦叶（佛陀的大弟子 《头陀第一》）。 释迦牟尼佛有十大弟子，他们是：一、大迦叶，二、舍利弗，三、目连，四、须菩提，五、富楼那，六、迦旃延，七、阿那律，八、优波离，九、阿难，十、罗侯罗。大迦叶是十大弟子之首。 梵文：Kasyapa，称大迦叶，或称为迦叶、迦叶波、迦摄波。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人。少欲知足，常修苦行，故称为「头陀第一」。「头陀」是梵文：Dhuta 的译音，意为：「抖擞」，就是清心寡欲，扫除世间尘垢烦恼，是佛教的苦行之一。大迦叶跟佛陀以后谨守佛陀的旨意并虔诚的专修苦行，深受佛陀的信任，当佛陀预感不久人世时指定弥勒菩萨於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接替他为「未来佛」的同时，令指定以大迦叶为首的四弟子（另有：君屠钵叹、宾头卢、罗侯罗）为「四大声闻」，继承佛陀的事业弘扬佛法并在将来辅佐未来的「弥勒佛」。他是佛教第一次结集的召集人。释迦牟尼涅盘后的第二年的夏天，大迦叶将所有的弟子召集到王舍城灵鹫山集合，汇编释迦佛祖的遗教，全部汇编整合完成由阿难诵「经」、优波离诵「律」、富楼那诵「论」。这就是所谓的「三藏圣典」。因而有第一祖师之称。对於佛法的流传，有极大的功劳。
目犍连
目连（神通第一）。 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梵文Mahamaudgalyagana的音译。或为摩诃目犍连、目犍连、大目犍连。号称「神通第一」。古印度摩揭陀国土舍城人。从释迦牟尼佛出家，成为释尊的十大弟子。以神通第一著称。后被反佛教的婆罗门打死。在佛教雕像中，常侍立在释尊左边。相传其神通广大，以「天眼通」看到他的母亲在地狱受苦，在七月十五按佛陀的意思设盂兰盆供奉十方僧众，在他们的帮助下入地狱救母，由此，佛教有「中元节」。
富楼那
富楼那（说法第一）。 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梵文Purna的音译。是富楼那弥多罗尼子（Puramqitrayaniputra）的略称，意译为满慈子。迦毗罗卫人，国师婆罗门之子。先与朋友出家修苦行，释迦成道后，前往归依，善於分辨佛义，广宣法理，被称为「说法第一」。富楼那能因人施教，见一种人说一种法，在他的解说后人们都为之折服，从而皈依佛门。富楼那精进修持，不懈不怠，宣扬人生真理教化众生，在说法人当中最为第一。
须菩提
须菩提（解空第一）。 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梵文 Subhuti 的音译。或为须浮提、须扶提等，号称「解空第一」。古印度拘撒罗国舍卫城人。从释迦牟尼佛出家，成为释尊的十大弟子。以解空第一著称。须菩提每次化缘都去有钱人家裏化缘，因他同情穷人的贫困，而大迦叶却向穷人化缘，因大迦叶要给穷人集善的机会。后来佛陀知道后斥责他们的心不均平，不合佛家法规，从此，和尚化缘不在择富挑贫。
舍利弗
舍利弗（智慧第一）。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梵文Sariputra的音译。或译作鶖鹭子、舍利子。号称「智慧第一」。初从六师外道的删闍那毗罗胝子出家，后因听到马胜比丘说因缘所生法的偈颂，改学佛法。由于他持戒多闻、敏捷智慧、善讲佛法，因此很快成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
罗侯罗
罗侯罗（密行第一）。 释迦牟尼佛的唯一的儿子，也是释迦牟尼的「四大声闻」，和「十大弟子」之一，是佛陀做太子时和妻子耶输陀罗所生。为梵语Rohula的音译。又为「罗护罗」，意为「覆障」、「障月」、「执月」的意思。因为他是在月食之夜出世的。 当太子的佛陀因为有了儿子很欢喜，因为佛陀的父亲净饭王不至因他的独子释迦牟尼出家而王室无后。佛陀就在儿子出世的第七天骑著白马出家了，从此，罗侯罗就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下过了他的童年。 佛陀成道后的第三年，回到他的家乡时，佛陀的妻子和罗侯罗没有去迎接佛陀，当耶输陀罗向罗侯罗说佛陀是他的父亲时，罗侯罗竟不认识。后佛陀对他的前妻说：「让你辛苦了，当然我是有负予你的，但我为众生而牺牲，请你为我欢喜。」佛陀又为罗侯罗剃度，拜舍利弗为戒师，舍利弗为他受沙弥十戒，成僧团中有沙弥之始，时，罗侯罗十五岁。 罗侯罗诵经十分勤奋，二十岁成道，又严守戒规，被称谓「密行第一」的阿罗汉。
阿难陀
阿难（多闻第一）。 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生於西元前463）为梵语Ananda的音译。意为「欢喜」、「喜庆」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后跟随佛陀出家，佛陀五十五岁时，选阿难为常随侍者，当侍者达二十五年。因为他专注地服侍佛陀，谨记无误佛的一言一语，因此被称为「多闻第一」。佛灭后第一结集由阿难诵出三藏中的经藏。 佛祖涅盘后大迦叶尊者成为「初祖」，统领广大佛家弟子。大迦叶圆寂后，阿难尊者继承迦叶率领徒众宏扬佛法，被后世尊成为「二祖」。在寺院中，阿难与迦叶总是侍立在佛祖的两边，成为佛祖的协侍。
优婆离
优婆离（持律第一）。 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为梵语Upali的音译，或称为优波离。意译为无灭。出身与古印度的低下层，是奴隶、杂工，没有任何人身权利，原为一名理发师，是佛陀做太子时的宫中理发师，后和萨迦的王子一起跟随佛陀出家。因持律精严，从来不犯一点小错，佛陀命他持长僧团的戒律被称为「持律第一」。 优婆离的一生，是在处理僧团的纠纷。为犯戒的比丘忏摩，向佛陀请问戒律中度过的，堪称为戒律权威。佛灭后第一结集由优婆离诵出三藏中的律藏。
阿尼律陀
阿尼律陀（天眼第一）。 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为梵语Aniruddha的音译，意译为无灭。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即佛陀的叔父甘露饭王之子，佛陀成道以后曾回家阿尼律陀佩服堂兄的道行，於是跟随佛陀出家，以「天眼第一」著称。虽然阿尼律陀是天眼第一的大神通，可是他本人却是个盲人，《楞严经》说他出家之初,贪眠不起，被佛陀呵斥他像个畜生贪睡。阿尼律陀受此刺激下狠心连续七天不眠，竟不幸失明。但得了天眼通的神通是佛门的千里眼，他的千里眼能见十方（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地域，达到能见世界如见核桃的境界。 正是天眼阿尼律陀对世界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所以他是最心平气和的罗汉，跟谁都合得来，他还悟出证道的方法，他认为：道是从少欲、知足、寂静、正念、正定、精进、正慧、无戏论八法而得到的。
迦旃延
迦旃延（议论第一）。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为梵语Katyayana的音译，古印度阿盘提国婆罗门之子。原出家修习外道，后跟随释迦牟尼学法，以能分别诸经，善说法相，有“议论第一”之称。或称为摩诃迦旃延、大迦旃延。
有关释迦牟尼佛生平的史料中，除了佛教经典的记载以外，还有文物资料。近代，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佛学家根据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以及印度保存的不完整史料，在佛陀的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审处等陆续发掘出一些古建筑的遗址和文物，并以此证明了佛陀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
相传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吠陀时期著名的王族懿师摩王（义鸠王），即汉译“甘蔗王”的后裔，迦毗罗卫（劫比罗伐窣堵）国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迦毗罗卫是释迦族集居的小城，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今尼泊尔南部与印度毗邻的提罗拉科附近，当时是拘萨罗国的属国。在4世纪法显游历印度时,这个国家已日见衰落。19世纪末,考古家在这里发掘出一个藏有遗骨的石壶,上面刻有公元前数世纪流行的婆罗谜文字，意为释迦族供奉的佛骨。另外，在迦毗罗卫发现有阿育王巡幸时所建的石刻，从而证实了它大概的地理位置，以后尼泊尔政府一直在进行考古发掘。
有关释迦牟尼的生年，由于古印度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各国所传和学者研究，一般都是从佛教本身的史籍去考证，并从卒年推算的。因此说法不一，竟有60种之多。最早一说和最晚一说之间，相距达数百年。斯里兰卡、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南传佛教国家,一般认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624年,卒于公元前544年,并以此为依据,在1956～1957年举行纪念释迦牟尼涅盘2500周年的盛大活动。西方学者根据南传史料，对佛灭年代有公元前489、 487、486、484、483、482、478、477诸说；日本宇井伯寿根据北传史料,从阿育王即位年代公元前271年上溯116年，推定为公元前466生、386年卒。中村元又据阿育王即位年为公元前286年,推定佛陀的生卒年为公元前463～前383年。中国近代学者依南齐僧伽跋陀罗所译《善见律毗婆沙》师资相传的“众圣点记”，即释迦牟尼逝世的当年，优波离结集律藏，并在是年七月十五日，在书后记下一点，以后每年添加一点，至南齐永明七年(489)，共计得975点。由此上推，则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灭于公元前486年，而比孔子早逝七年。此说也为日本、印度等国的佛教学者所采用。中国藏传佛教 格鲁派，又传有公元前1041年生、前961年灭之说。
【中国佛教】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来中国,由于中华民族人文优秀,又 具儒、道二教之广博基础,于唐、宋间大放异彩,腾辉灿 烂。天台宗、禅宗、唯识宗、净土宗、密宗等八个大乘佛教宗派,使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蔚为奇观，佛教圣地、佛庙寺院至今香火不断。
佛教圣地，一是汉族地区以四大道场即佛教四大名山为代表：山西五台山、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二是汉族寺院以陕西西安大慈恩寺、陕西宝鸡法门寺、河南洛阳白马寺、浙江杭州灵隐寺、河南嵩山少林寺、江苏苏州寒山寺、河南开封大相国寺、广东韶关南华寺为代表；三是石窟以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四大石窟为代表；四是佛塔以陕西西安大雁塔、小雁塔、云南大理三塔、云南曼飞龙佛塔等为代表；五是佛像以四川乐山大佛、江苏无锡灵山大佛、海南三亚大佛、甘肃张掖大佛寺卧佛为代表。
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黄教是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有六大寺庙：甘丹寺---是宗喀巴于1409年亲自筹建的格鲁教派祖寺，灵塔内尚存宗喀巴的肉身灵塔，清世宗御赐寺名“永泰寺”；哲蚌寺---为历代达赖喇嘛的母寺，为全世界最大的寺庙，原来是宗喀巴关静修的地方；色拉寺---宗喀巴弟子绛钦却杰兴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扎什伦布寺---是西藏日喀则地区最大的寺庙，为四世之后历代班禅喇嘛驻锡之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释颂南捷”是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灵塔祀殿；塔尔寺---塔尔寺原名塔儿寺，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也是青海省首届一指的名胜古迹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拉扑楞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境内，是历代嘉木样活佛的佛宫，为甘南藏族地区最大的寺院，以六大学院著称，成为藏传佛教高僧的培养基地，是世界最大的藏传佛教学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佛教》部分由王少峰编写)
【释迦牟尼玉雕像】
清(公元1644-1911年)QING DYNASTY (1644-1911)
高26厘米HEIGHT 26CM
收藏单位：西藏博物馆TIBET MUSEUM
释迦牟尼面相方圆，眼睑低垂，俯视众生。双足跏跌坐于束腰莲花座中央。螺髻，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衣纹刻画细腻。双手持火焰宝珠，宝珠中间开龛造像。身后有碧玉的舟形背光，背光左右各浮雕一条龙。背后的顶部浮雕一只葫芦，上面刻有“大吉”两字。整尊佛像雕工精细，是清代内地玉雕工艺的佳作之一。
【铜铸释迦牟尼像】
像高螺髻，眉间有白毫，低眉信目，尖鼻，大耳，著袒右肩袈裟，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座后刻铭云：“出家释子智威睐丁男仲仁贵仲仁智仲仁寿信眷杨氏单奇一家善眷等发心铸释迦佛一家南无诸佛加被星天护持此世来生福报无尽岁次丙子至元二年八月望日谨题。”
元代金铜佛像具纪年者比较少，此像具有典型的“梵式”造像特征，是研究元代佛教造像的珍贵资料。
窥视狂
Time is Used To Waste 。
